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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两性”记:困在性别围城里的女程序员,想把自己活成男性

admin 2021-11-25 05:57 186人围观 行业快讯

       

      第四次,还是第五次?

  林文文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次晋升失败。她有点麻木了。

  3年前,林文文加入这所互联网大厂,成为一名前端开发程序员。她以为,这是人生新开端,还定出下一阶段的目标:先在职业上获得晋升,再花一年完成结婚、生娃等规划。

  但,“我埋头苦干,拿了不错的绩效,然后晋升挂掉,调整心态继续下一个轮回”。

  看着以前带的新人职位都比自己高,林文文很挫败。“就好像你追一个人追了很久,但是他不拒绝你,也不主动”,像是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

  在一个男女比例接近8﹕2的行业里,学者孙萍从2016年开始见证着女程序员如何试图突破性别边界,又如何陆续转岗、转行、回归家庭。

  因为性别、婚恋、生育,以及这个岗位刻在基因里的男性气质,女程序员要比男性更能熬夜加班,更能忍耐和等待,要抹去性别特征,活得比男性更像男性。

  “在这个‘吃青春饭’的行业里,最后能坚持下来的人很少。”孙萍说。

图源:视觉中国

  玻璃天花板

  林文文所在大厂的晋升机制是这样的:每个部门都有一定的晋升名额,由部门领导对员工进行考核,决定晋升人选,考核没有量化的标准,“相当于部门里分猪肉”。

  同样的晋升渠道,同组的男同事只需要一两次就过了,而自己屡屡失败。

  她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是工作上能力不能胜任,大可以指出问题所在,甚至让她背锅走人;如果能力胜任,为什么晋升总是轮不到自己?

  她不是没和领导沟通过。领导觉得是她“运气不好”,上次说是业务差一点,这次告诉她技术差一点。每一次,领导都会极力挽留她,并跟她保证“下次一定”。

  “下次努力就可以了。”领导还会用其他女性同事晋升的例子安慰她,“你看那个谁谁谁不也很优秀,她也用了好多年。”

  迟迟得不到晋升,林文文也尝试在公司内部转岗。在一次面试中,面试官问她:“你觉得男生写代码跟女生写代码有什么不一样?”

  林文文懵了,她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都是写代码,能有什么不一样?”

  面试到最后,她越想越不舒服。两人闹得很僵,面试自然也失败了。

  外界对于女程序员有这样一个误区,认为她们会被“众星拱月”般捧着,最苦最累的工作都由男生来干。

  但林文文觉得:“最重要的活儿一定是最累的,这不叫优待,我认为的优待反而是认可、器重,而不是只交给你非常轻松的活儿。”

  在公司3年,林文文更多担任执行者的角色,而非真正决定技术方案的核心成员。在大厂,她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工作好像不是写代码。

  “技术方案上我从来没有什么话语权,像年会、聚餐、团建、经费这类事情倒是会第一时间想起我。”林文文说。一旦她拒绝,领导就会把类似的工作交给更年轻的女性员工。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副主任孙萍从2016年开始关注女性程序员的职场困境。

  她在研究中发现,程序员的考核是“技术至上”的。女程序员因为在语言交流方面的优势,通常会接管和负责沟通、会议组织等工作。但是,这些非物质劳动在实际工作考评中所占权重不高,而且会被标记为“非核心类”工作。

  林文文意识到,女性身份在职业发展中可能是个阻碍。她回想,自己在参与评审时,评委都是男性,做出公司重大决策的总经理办公室成员也都是男性。

  目前,互联网公司的女性高管大多集中在相对“守业”的职能线,像法务、人力资源、财务等,并非业务条线,技术女高管更是少之又少。

  科锐国际互联网行业总监黄旭洋估算,决策层中女性比例在20%以下,技术岗位的女性高管不超过5%。

  他形容这就像一个漏斗。首先,学习计算机专业的女生本来就比男生少;其次,在互联网行业,抗压能力和投入度是非常重要的考核标准,而受文化、家庭、婚育等因素影响,选择这份工作的女性较少。

  最后,要往更高级别晋升,不仅要考验技术能力、管理能力,还要有很好的商业意识,而这非常取决于是否能晋升到中层,积累足够多的经验。

  年龄、生育与母职

  “一切都合法合规,你挑不出来任何问题。”林文文觉得,老板最喜欢的就是刚当爸爸的男同事,他们要拼命赚钱养家。如果一个男生在30岁迟迟得不到晋升,可能立马就跳槽了,“公司在赌”,一个30岁上下、面临婚期与孕期的女性会选择稳定而非跳槽。

  去年9月,剃刀在豆瓣发起“Women In Tech女性科技从业者集合地”小组,一年时间吸引了超过37000名“科技姐妹”。

豆瓣“Women InTech”小组成员超过37000人

  管理小组一年,剃刀见过最多的烦恼都跟年龄有关。她经常看到有人发帖说“大龄女转码”,点开一看,才二十七八岁。她开玩笑说:“20多岁都叫‘大龄’了,那30岁是不是要‘入土’了?”

  孙萍对比了中印两国女程序员的职业发展,发现中国女程序员对职业发展有更强的周期焦虑感,认为“短线拼时间,长线不看好”。

  马上30岁的林文文要结婚了。她是女同学中第一个步入婚姻的,而身边的男同事、男同学们很少有拖到现在的。“(女程序员)都是在透支自己,如果想备婚、备孕,其实就不能透支到120%了。”

  长时间的高压工作,林文文觉得自己身体和精力都不在最佳的状态,她和先生暂时没有要孩子的打算。但如果能再来一次,她希望自己能早一点生孩子。

  穆穆之前是一家外企在中国的软件工程师,完成了团队从1到20人的组建。怀孕期间,半夜爬起来和美国总部开会是常事,她形容自己“比较皮实”,一直工作到预产期前两三天。

  即使是“皮实”如穆穆,生完孩子以后,她患上产后抑郁,整宿整宿不愿意睡觉。抖音电商运营实战技巧>>>>

  后来,她明显感觉自己的精力在下降。以前读书的时候,她连轴转一样参加各类大赛,跟着导师做项目,“我只要通宵两三天肯定解决掉”。现在,一次熬夜需要花一个星期才能恢复。

  “以前好像充电10分钟能奋斗一整天,现在是耗电10分钟、充电一整天。”穆穆说。

  孙萍指出,中国互联网腾飞只有短短20年,需要大量、高速地消耗劳动力。“整个经济的发展像大熔炉,我们就是一根根的柴火,什么样的柴火更耐烧、烧的时间更长,这是它最关心的。”

  孙萍承认,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工赋予女性很多工作之外的事情,高强度、高压力的“996”工作制使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的难度凸显,这个时候,女性程序员在性别上确实存在劣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每天男性用于家务劳动、育儿等无偿劳动的平均时间为1小时32分钟,女性为3小时48分钟,是男性的2倍多。

分城乡、分性别的居民无酬劳动时间情况(图源:《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

  有这样一个段子,大厂做到P9的程序媛有三类:一是孤独终老,二是丁克,三是有孩子还能做到不睡觉的。

  即使是丁克,跳槽升职之路也不轻松。

  楠楠之前是一家小公司的程序员,但过了30岁,老板经常旁敲侧击地跟她说:“女性过了三十就应该轻松坐办公室。”

  不到半年时间,楠楠从开发调到测试,又调到产品,离一线研发岗位越来越远,甚至连人事都告诉她:“这就是明升实降,薪资不会再有更高的变动了,甚至可能会随着岗位调整降低。”

  于是她离开了这家公司。辞职后,她在面试中总会被问到婚育问题,尤其是大企业,尽管她强调自己是丁克,但对方总会以“不相信会丁克,随时都可能生孩子”为理由拒绝她。

  黄旭洋指出,目前互联网行业是一个“吃青春饭”的行业,25~35岁是中流砥柱,女性的婚育年龄正好与职业上升期重合。

  “互联网公司的成长速度非常快,在后备人才充足的大厂,当女性31~32岁再回到职场的时候,可能原来的下属都已经冲上来了,这个时候就很尴尬。”重返职场的女性,要么接受这样的尴尬局面,在原公司接着干下去,要么只能换公司、换赛道、换环境。

京东副总裁杜爽向刘强东坦白自己怀孕(图源:央视《遇见大咖》)

  “成为”男性

  在这样的职场生存下去,法则是把自己“活成”男性。

  上大学的时候,林文文所在班级的男女比例基本持平。直到走上工作岗位,她才意识到这一行的男女比例有多悬殊。她目前所在的小组有30人,只有3名正职的女程序员,男女比例达9﹕1。

  根据猎聘发布的《2020程序员人才大数据洞察报告》,程序员男女比例接近8﹕2。

图源:《2020程序员人才大数据洞察报告》

  即使是美国,数字也是相似的,科技领域的女性从业者只占26%,其中7%是亚裔。

  剃刀是在美国读的大学。“大部分时候,你都是孤身一人的。”比如要完成小组作业,男生要么觉得女生不太行,要么不知道如何跟女生相处。“男生和男生之间总有一种兄弟文化,女生只能找女生组队。”

  工作以后,这样的兄弟文化同样存在。同事之间闲聊,球赛是男同事们最常提起的话题。“作为一个女生,如果不喜欢球赛的话,你往那儿一站就有点尴尬。但也从来没有男生说,有女生在,要不要聊点别的。”

  林文文与男同事的话题一般也围绕着工作、游戏,“聊他们喜欢的东西”。事实上,她还喜欢看书、看电影,却从来没有跟男同事提起过。

  更有甚者,男同事们偶尔还会说起黄色笑话,令在场的女同事十分尴尬。

  有女程序员在豆瓣小组分享自己在技术分享会时的不适

  格子衫、拖鞋、宅男、闷骚、不修边幅……对程序员工作的想象是依据男性生活经验描摹出来的。

  “生活在这一群人中,好像也没有什么打扮的动力。”林文文早就不关心最新的口红色号,就算是周末也很少打扮自己。“可能我也被‘男性化’了吧。”

  美国学者坎迪斯·韦斯特和唐·齐默尔曼提出“做性别”(doing gender)的理论,指出性别是社会互动的产物,人会在日常行为与人际互动中,按照社会所期待的性别意识形态行动。

  孙萍发现,女性程序员为了融入程序员群体,试图淡化自身性别气质,模糊“男性”和“女性”的社会界线,来让自己的性别身份“合法化”。

  作为女程序员,要想一路“打怪升级”,成为技术岗位的领导者,让自己“成为”男性,似乎是一条必经之路。

  剃刀观察,很多女性高管都要比同级的男性高管更强势,作为领导的女性有时候“左右不是人”。一方面,她们要表现得比男同事更加坚强、果断、“不好惹”,才能让人觉得她专业、有能力。

  另一方面,如果太强势,又会被人说不好相处。“对女性有一种刻板印象,就觉得女生应该是软软的、比较好合作的。”

  工作六年,林文文只在技术岗位上遇到过一位女性项目经理。

  她给林文文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一次,林文文偶然看到这位经理入职时的工卡照,眉清目秀、化着淡妆。

  而当林文文认识她的时候,她穿着卫衣、马甲,头发简单扎在脑后,没有什么打扮,跟温柔完全沾不上边,“感觉变了一个人”。

  和这位领导共事的那段时间,也是林文文工作以来加班最狠的一段时间。发布、上线、验证,每天上班都到次日凌晨一两点才能下班。

  当时,女领导离预产期只有不到一个月。她不仅和大家一起加班,还在大家下班之后一个人留在公司,盯着项目上线后没问题才能放心。

  女领导一直工作到预产期前一天,产假也少休了一个月。

  男性与技术“合谋”,女性与自我和解

  “男性气质是刻在技术的DNA里的。”孙萍在研究中指出,男性与技术组成一种“合谋”,这种“合谋”与教育话语、技术发展、性别分工等社会结构密不可分。

  她指出,无论是农业社会还是工业化时期,技术的发展都与社会生产、军事活动息息相关,男性在这些领域都占据主导地位。

  “当男性在技术框架中占主导地位,女性很难被写进历史。”孙萍介绍,鲜有人知道,世界上第一位程序员阿达·洛夫莱斯(Ada Lovelace)是一位女性。

  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ENIAC背后有一支由6位女性组成的团队,完成开创性的编程工作,但她们只能被称作“计数员”而非“科学家”。

  在微观层面,家庭的养育也影响着技术朝着社会既定的性别规范发展。

  孙萍举例,从小给男孩子买枪、买坦克、买游戏机,给女孩子买洋娃娃。女性被培养成一个好学、努力、听话的人,但男性是冒险、勇于尝试的,与编程所强调的探索、试错精神一致。

  这些性别问题会映射在产品上,转化成对女性的忽视甚至物化、凝视。

  “带有一定特质的性别组群没有参与到产品的研发中,它的性别特质也不会反映在这个产品当中。” 孙萍举例,和白人和黑人男性相比,美国等国家警方所使用的Idemia人脸识别系统更容易混淆黑人女性。

  黄旭洋认为,从企业层面上看,技术岗位管理层男多女少的现状,也会直接影响到团队管理的人文关怀;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沟通能力、亲和力成为对管理层越来越重要的考量,在这个层面,女性要比男性更好一些。

  在黄旭洋看来,只有当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公司更加核心的业务领域中,介入更有影响力的决策层,才能对目前的局面有所改变。

  发起“Women In Tech”豆瓣小组的剃刀就带着这样的期待。

  在美国找工作的时候,剃刀参与了Grace Hopper Celebration(GHC),这是为了纪念软件工程师、编译语言之母Grace Hopper而设立的女性科技从业者聚会,同时也是一场面向女程序员的招聘会。

  在GHC上,剃刀看到前辈是如何在这个行业生存下来的,强烈地感受到“自己不是一个人”。

  “女生之间这种互助的关系真的非常宝贵。”剃刀也想把这样的感受带给其他女性同行。

  在“Women In Tech”豆瓣小组里,大家互相鼓励,分享经验。困扰“科技姐妹”们的问题可以很大,比如如何补齐短板、该不该转岗或跳槽,也可能很小,比如简历上应不应该标上性别。

“WomenIn Tech”小组过往举办的分享会

  剃刀发现,组里的姐妹们特别容易自我怀疑,“就像杨笠在段子里说的那样,考了70分,就觉得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这个学科”。这种时候,剃刀就会在回复中分享自己刚开始学代码时的崩溃经历。

  她希望,能营造一种向上的氛围,就算是学得一般的女生,也能在这个学科找到自己喜欢的点,行业里的女性也能慢慢多起来。

  穆穆觉得,自己走上程序员这条路,和不遗余力支持她、愿意倾囊相授的老师们密不可分。

  从三年级开始, 当其他小朋友都在学乐器的时候,穆穆就坐在了学校机房的电脑前。当年,计算机普遍使用的还是DOS系统,穆穆从学打字开始,逐渐接触了Basic语言、foxpro语言、3D Max动画制作。

  初二那年,穆穆在每天晚自习下课后,都会和另一个好朋友骑着自行车,从北到南穿越县城,去老师家补习计算机二级考试。在小小的工厂宿舍里,穆穆与代码结下近30年的不解之缘。

      孙萍和黄旭洋都认为,短时间内,男性主导的情况得不到改变。在暂时无解的现状下,女程序员们开始积极向内和解、改变自己。

  晋升受阻的林文文在考虑跳出大厂,不再寄希望于老板的“下次一定”。

  30岁、未婚未育两个标签让林文文自带筛选企业文化性别平等的buff,如果被问到婚育问题,那就是彼此之间需求不契合。“没必要非往上凑,想用一己之力去改变规则,自己太累了。”

  但人数的增长必然带来职场平等吗?

  “在我们的认知里,社会框架好像都是在依据数量,数量会形成力量,然后形成影响力。”但孙萍觉得,话语权不应该由人数多少来决定,而是应该呼吁一种新的生存和发展的框架。“公平不是多和少,是每一个个体都很重要的理念。”

  (林文文、剃刀、楠楠、穆穆为化名)

       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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