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互联网腐败频繁爆出：直播电商、社区团购电商等成新高发区

随着直播电商行业两大顶流主播雪梨、薇娅因偷税漏税被封杀，互联网行业也迎来了2021年反腐反舞弊案的“高峰”。

南都商业数据新闻部今天重磅发布的《2021互联网反腐反舞弊调查报告》显示，市场合规化监管持续加强，推动反腐败合规体系建设的互联网企业进一步增多。与此同时，被披露的反腐反舞弊案件的数量也再度刷新记录。2021年，根据企业内部通报、公众号全网曝光、公检法税等官方机构以及媒体披露的互联网腐败舞弊案超过240起，同比增长153%。上述案件中共计超过300名员工被开除或移送司法机关，人数较去年翻倍。其中直播电商和社区团购成为2021年互联网腐败舞弊案中的新增高发领域，也是最年轻的两个行业。

这是南都商业数据新闻部连续第三年发布互联网反腐反舞弊报告。报告显示，随着平台企业的急速扩大，流量、资源向个别寡头倾斜产生垄断，这也导致部分平台企业的相关岗位权力被放大。另外，在直播电商、社区团购两个新领域，资本无序扩张，导致企业过度追求短期效应、规模效应，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寻租空间。

不过，随着政府的合规化监管、媒体持续曝光和焦点案例带来的警示效应，互联网行业的反舞弊体系建设也大幅提速。“互联网企业制度的刚性约束要求越来越高，合规管理力度不断加大，公布的舞弊案件也会增多。随着舞弊案件突破法律界限的情况增加，行政监管和刑事执法介入力度加大，被查处的违法甚至犯罪案件也随之增加。”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中合合规研究院院长姜先良表示。

总体概况

去年被查处人数翻倍 互联网合规管理力度加大

报告显示，2021年共有22家互联网企业主动披露或被曝出舞弊案，同比增长29.4%，涉及案例合计超过240起，同比增长153%，而2020年全年曝光的案例不到100起。

去年，互联网舞弊案除涉及传统互联网大厂外，范围更扩大至直播电商、社区生鲜、电信运营商、物流、视频平台等新领域。

报告统计，2021年曝出舞弊案的互联网企业中，有7家成立时间在10年以内。最年轻的企业成立仅3年，均为直播电商公司。此外，橙心优选等曝出腐败舞弊案的社区团购业务团队组建时间不到两年。

“涉案企业年轻化趋势不是偶然，原因在于从业人员门槛需要提高，要提升员工职业素养。另一方面，这些快速发展的行业极易出现管理短板，尤其是合规管理无法跟进，导致管理层合规意识淡薄，企业合规文化严重缺失，所以舞弊行为易高发。”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中合合规研究院院长姜先良指出。

报告显示，2021年曝出的互联网舞弊案中，有超过300名员工被开除或移送司法机关，人数同比前一年翻倍。对比2020年，共有17家互联网企业曝出舞弊案，超过150位员工被卷入其中。

对于互联网行业舞弊案件高发的原因，姜先良向南都表示，首先互联网行业是人员密集型产业，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客观上发生员工舞弊的概率会增大。其次，互联网企业制度的刚性约束越来越高，合规管理力度不断加大，所以披露的舞弊案件也会增多。此外，随着舞弊案件突破法律界限的情况增加，行政监管和刑事执法介入力度加大，被查处的违法甚至犯罪案件也随之增加。

南都记者统计发现，2020-2021年的互联网舞弊案例中，近半数是企业主动披露，包括公司内部通报及公众号全网发布。其中小米、滴滴、腾讯分别成立“内控内审监察部”“风控合规部”“反舞弊调查部”，对公司内部查处的腐败舞弊等不合规行为做定期发布。另有40%的案例来自法院判决书，以及检察院、警方、税务局等机构公布，其余部分来自媒体公开报道。

岗位分析

四大高风险岗位：商务拓展、采购、销售、运营

互联网行业腐败舞弊案中的常见的四大岗位包括商务拓展（简称BD）、采购、销售、运营，这也是历年来“爆雷”最为频繁的岗位。

“公司内部腐败行为，说到底就是员工利用工作便利以权谋私，对公司的经济和声誉造成损害的行为。BD、采购、销售、运营这四个岗位中，BD、销售受业绩驱动，发生商业贿赂的诱惑和可能性较大；采购和运营岗位，因其掌握较大财权和事权，发生侵吞财物和内部贿赂的可能性较大”，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中合合规研究院院长姜先良称。

传统行业舞弊蔓延至新零售平台

据裁判文书网披露的一起判决书披露，腾讯公司商业拓展区域经理夏某，利用职务、岗位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达75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

除了BD，采购岗位的腐败舞弊行为多见于零售行业，并从传统零售企业向新零售平台渗透。比如，倪某栋担任每日优鲜采购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供货商上海秉尧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人陆某辉好处费143万元，为其所在公司谋取利益。

运营岗位中，互联网内容平台常见的雷区包括热点运营、直播运营等。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判决书披露，字节跳动两员工因收受他人给予的钱财共计58万余元，将对方指定内容推上抖音热榜。

对于上述岗位舞弊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姜先良指出，“客观上这些行为在公司发展中会不同程度存在，一方面是人的自身存在的贪念，另一方面公司虽然严加防范，但并不意味着制度及其执行中不存在漏洞，员工从不敢犯、到不愿犯、再到不能犯，这是一个提升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中高层腐败案例高达30余起

过去两年曝出的腐败舞弊案中，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身影频繁出现，高层包括总裁、执行总裁、首席战略官、常务副总裁、助理总经理、副总经理等职位，中层管理人员则包括区域负责人、部门负责人、总监、业务经理等，加上头部主播等，上述中高层腐败舞弊案例数高达30余起。与普通员工的贪腐案件相比，中高层反腐案中涉事金额普遍较高，低则数百万元，高则数千万。

据判决书显示，曾任阿里大文娱总裁兼前优酷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总裁的杨伟东担任总裁期间，收受、索取业务合作单位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855万余元。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百万元。

曾任酷狗直播运营总监的周森鑫，利用其管理直播平台全面工作的职务便利，伙同某某公司员工以封停充值链接、取消代理资格为要挟，向公会负责人、平台主播等多人索要好处费近500万元。

高管向来是企业腐败舞弊的高发地带，2020年和2021年曝出的高管腐败案格外频繁，数量是2015年至2019年的总和。

“高管舞弊频发的原因是一方面高管人员掌握的职务便利条件更大，客观上会给他更多的诱惑和逃避制裁的侥幸心理。另一方面，位高权重的人如果没有更强的自律性的话，会滋长更大的贪念和冒险心理。”姜先良向南都记者指出，“高管舞弊案件不仅会给企业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还因为舞弊案件暴露了企业在合规管理方面存在重大漏洞和缺失，会影响公众对企业合规管理能力的评价，影响到企业的长远利益。所以，普通员工的舞弊案件影响企业的短期和个别利益，高管舞弊案件影响的是企业的长期和整体利益。”

运营商“内鬼”卷入电信诈骗

值得关注的是，通讯行业中首次出现运营商网管参与电信诈骗案。2021年3月30日，浙江宁波市警方通报：宁波警方近日破获一起特大电信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运营商系统内权限贩卖号码900余万条，非法获利5000万元，关联诈骗案件70余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这也是全国首起涉及“内鬼”的利用运营商系统漏洞实施的帮信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宁波公安”微信公众号发布的通报显示，上述900余万条通信号码归属地为广东，而与非法短信接口团伙长期开展地下合作的刘某，是华南某通讯运营商网管中心负责人。

通报显示，工作期间，刘某利用系统内权限，私自搭建内部云服务器，并以租用的境外服务器IP为跳板，实现接码平台与电信服务器通联，将工信部认证的900余万个广东通信号码，贩卖给潘某某为首的非法短信接口团伙，非法获利5000万元。

此外，近两年出现的腐败舞弊案例中还包括IT部门负责人、知识产权部总监、供应链业务拓展专家、项目制片人、出纳等。

行为分析

TOP3涉案原因：受贿、职务侵占、偷逃税

报告显示，去年互联网腐败舞弊案例涉案原因主要有：受贿、职务侵占、偷逃税、刷单套利、骗取平台补贴、泄露商业秘密、利益冲突、人事违规、挪用资金、伪造学历/履历/印章等资料、行贿。其中，受贿、职务侵占比例最高，超过六成。

据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一起判决书，苏宁易购厨卫家装公司家装建材中心基础建材经营部商管经理封岩利用职务便利，通过供应商非法占有了应当向苏宁易购公司支付的佣金30万元。此外，其还利用便利，明知供应商进行苏宁任性付套现的非法活动，仍将其管理类目下的公司介绍给对方，并在苏宁易购平台上将苏宁正常收取的佣金从6%调整为0.6%-1%，非法获利20776元。

部分互联网企业还设置了“高压线/红线”，对泄露公司机密、与公司利益相冲突的行为也做了明确禁止规定。

如在2020年，滴滴风控合规部与多部门协同配合，主动出击，查处各类舞弊、腐败等违规事件64起，主要集中在弄虚作假、收受贿赂、利益冲突和信息安全违规等方面。

其中，原滴滴员工范某妮在任职期间故意隐瞒亲属实际控制公司与滴滴有合作，且多次违规将公司重要业务信息提供给亲属所在公司进行牟利，给公司带来巨大损失。经查实，滴滴公司要求范某妮不当得利全部上交，公司解除与其劳动合同，并将其加入招聘黑名单，滴滴及关联公司永不录用。

此外，原滴滴员工陈某皓在任职期间私自将公司涉及商业秘密的重要文件外发，给公司带来较大损失。经查实，滴滴解除与陈某皓劳动合同，并将其加入招聘黑名单，滴滴及关联公司永不录用，并向陈某皓发起侵害商业秘密的民事诉讼，要求陈某皓赔偿公司损失。

在普华永道舞弊风险治理团队看来，越来越多的企业为了更有效地识别可疑交易及舞弊行为，已从系统管控、审计监察、风险管理、数据分析等方面，加大对反舞弊工作的投入。但在开展反舞弊工作时，仍然存在一系列难点及痛点，比如内部调查人员疲于奔命，过于专注线索及个案追查，未形成体系化舞弊预防控制机制；举报机制不完善，未跟进落实；管理举报渠道人员独立性不足；舞弊案件被揭发及查处时，涉案人员及损失无法追溯等；缺乏多样化、系统化的调查取证手段，舞弊行为无法证实等。

行业分析

舞弊案新趋势：社区生鲜、直播电商、物流成三大新重灾区

从过去五年的案例来看，平台电商、物流配送、社区生鲜、视频平台、外卖平台、直播电商等领域的头部企业均曝出了腐败舞弊案。社区生鲜、直播电商、物流是近两年新增的领域。业内人士表示，在直播电商、社区团购两个新领域，资本无序扩张，导致企业过度追求短期效应、规模效应，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寻租空间。

物流行业区域团队舞弊案频发

过去两年物流行业曝出的腐败舞弊案中，除了高管外，区域业务团队中的管理人员也频繁出现，。

顺丰投资的零担快运服务商顺心捷达在2020年上半年反舞弊通报中披露，累计发现并查处违反“舞弊红线”案件15起，其中10余人因触犯“舞弊红线”被辞退，多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司法机关。

其中，原江苏省区网管余×成利用职权便利，以借款、威逼利诱等方式收受多家加盟商好处费，并虚构加盟区域骗取意向盟商转让费用。湛江区域陈×溪、陈×飞加盟商，利用公司政策漏洞，虚假刷单套取公司巨额补贴款。

“区域团队涉案数量增多，成为舞弊案件高发地带，说明企业合规管理出现盲区，不能有效监测到这些地方存在的合规风险隐患，深层次是因为企业合规风险的监测不到位。监测不到位，就导致合规管理的手段无法跟进，风险不断累积后，就产生各种严重的舞弊行为。”姜先良向南都记者表示，针对这类情况，企业合规管理方面需要加强合规力量的配备，建议配备区域团队的合规官，可以兼职，但如果重点区域可以配置专职合规官，同时要加强合规风险的巡查，加大检查监督力度。此外，还要强化违规线索的举报力度。

社区零售起步阶段寻租空间巨大

社区团购刚刚兴起不到2年，但接连曝出多起腐败舞弊案。2020年12月，美团优选陕宁（陕西、宁夏）省区负责人马军在职期间，索要、收受多家网格站合作商贿赂，以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警方刑事拘留。该案件是美团优选业务自去年7月成立以来，首个内部通报的违规违法案例。随后，生鲜零售平台盒马鲜生、滴滴旗下社区团购平台橙心优选也爆出员工受贿行为。

“很多公司在成立初期，规章制度不够完善，只顾着业务快速扩张，顾不上内部管理、文化建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傅蔚冈向南都记者表示，“但互联网公司有个特点，常常为了规模扩张而设计很多补贴，内部人员可能会为了拿到巨额补贴弄虚作假，或者是只有‘关系户’才能拿到补贴，由此带来的后果是非但没有助推业务反而滋生腐败。”

“社区团购等新零售企业的内部腐败首先是影响了供应链互信，无论是平台和线下网点，还是供应商和社区团购平台之间，可能提升供应链运行成本，降低效率，长此以往，用户体验将大打折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分析指出。

带货主播偷逃税金额惊人

作为新兴行业，直播电商自诞生至今已先后爆出5起反腐案例。其中一起与公司员工涉嫌受贿、职务侵占有关，另外4起均与主播个人所得税相关，分别是朱宸慧（网名：雪梨）、林珊珊、李志强（宸帆首席战略官）和薇娅偷漏税。此外，自主补缴税款的主播高达上千人。

从涉案金额来看，带货主播偷漏税金额非常巨大，远远超过其他行业。从涉案企业年龄来看，直播电商相对较年轻，盛珩文化和谦寻成立时间不到3年；宸帆电商在2016年注册成立，成立时间也不到6年。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突破某个规模，比如营收5000万这个门槛，公司的管理方式没有跟上就会出现混乱，这也是很多创业型互联网企业的通病。这些混乱在企业快速发展期还好，如果行业出现发展瓶颈，企业提前进入存量博弈，企业内部人员利益诉求无法满足的情况下，腐败滋生便日趋严重。”盘和林指出，从直播电商的舞弊行为来看，主播逃税给外界树立了不好的榜样，电商行业未来查税可能不仅限于带货主播，直播带货潜规则也破坏了价格透明度，增加了电商商品销售的水分。

去年，主播偷逃税的曝光渠道，大多来自监管部门。分析人士认为，整个行业的主播税收的合规化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势，尤其是大数据技术在新经济业态的税务追缴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金税四期的上线，大数据也会让偷逃税行为无所遁形。“如果未来在征管领域发现了一些避税现象，更容易取证，更容易通过大数据的分析技术来找到这些违法当事人。”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税收筹划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蔡昌告诉南都记者，金税四期会更加智能化。

专家建言

明确红线 引入规范

对于初创型企业应如何规避内部舞弊行为，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中合合规研究院院长姜先良指出，应加强合规管理：建立员工商业行为准则，明确行为红线，培育合规文化；加大问责力度，对舞弊案件实行零容忍，提高制度的约束力；加大警示教育力度，通过违法违规案例提高制度的震慑力；领导率先垂范，给员工起引领示范效应。

“有实力的初创企业，可以引入国际咨询巨头，以规范、标准的企业模式改造企业内部。这是比较省心但费钱的方式。而其他互联网企业，可以采取业务责任制分派的方式，明确权利和责任的归属，有更多权利的人要承担更多责任，同时加强内部管理。”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称。

来源：南方都市报